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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破坏工会之后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戈培尔在6月3日的日记中残忍地说得一清二楚：“所有党派都将被消灭。我们将是唯一剩下的政党。”共产党（KPD）已经被残酷镇压了，下一个轮到社会民主党（SPD）了。
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产生了裂痕
政府以加倍的报复，回应SPD议会党团反对授权法的做法。社会民主党内部弥漫着失望的情绪，退党现象愈演愈烈。当社会民主党领导人，看到5月2日政府对工会采取的行动后，他们开始担心本党可能被禁，5月10日戈培尔没收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，这让他们更加忧心忡忡。
一些党委会成员，包括弗里德里希·施坦普费尔（Friedrich Stampfer）在内，在5月初就去了国联管理下的萨尔区，为未来可能需要的移民做好准备。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意见不一：他们应该把总部移到国外，将来从国外组织反对政府的斗争？还是利用国内尚存的合法机会，拯救尚能拯救的一切？
后一立场的代表人物，贯彻了社会民主党议团大多数人的决议，他们赞同希特勒5月17日在国会发表的“和平讲话”——这一决定不仅高估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，还在事后对拒绝授权法的态度提出了质疑。由此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产生了裂痕。
决定移民的党委会成员，其中包括奥托·维尔斯，5月21日在萨尔布吕肯做出决定，移民到布拉格，并且把党的工作转到地下。在保罗·吕波斯（Paul L?bes）领导下，继续留在柏林的党员们，则声称他们代表整个社会民主党。他们希望通过迁就的方式和希特勒达成妥协，但不久就证明这是自欺欺人。
6月18日，第一张《新前进报》在卡尔斯巴德出版，流亡党组织发出号召，向希特勒政府发出了激烈的战斗宣言。内政部长由此抓住了寻找已久的机会，他在6月21日向邦政府发出的公告中，宣布社会民主党是“危害国家和民族的党派”，取缔其从事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。接下去是一轮逮捕社会民主党干部、国会议员和邦议员的风潮。
在1933年6月底“克佩尼克流血周”里，冲锋队“机动指挥部”，袭击了以社会民主党居民为主的城区，逮捕了500人，残酷地拷打他们，造成91人死亡。被害者中包括柏林社会民主党党委会成员、梅克伦堡—什未林前总理——约翰纳斯·施特林（Johannes Stelling）。
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文章中描述了他的结局：“他受了重刑之后几乎气息奄奄，冲锋队员把他从营地里扔到大街上，后来他又被平民中的冲锋队员抓住，被塞进一辆汽车里，再次被拖去受刑，直到被折磨死。他被残害得几乎辨认不出的尸体被装进麻袋里，麻袋里塞进加重分量的石块，扔进了达默河里。”
这样的罪行在1933年夏季已经在德国发生了，而老的权力精英们、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，更不用说内阁里的保守派部长们，没有发出一点抗议的声音。
“SPD解体了，太棒了！整个国家很快就要落到我们手里了。”主子的喉舌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。确实现在资产阶级政党再也支撑不下去了。6月底到7月初，德国国家党和德国人民党自动解散。从3月5日的大选之后，这两个自由党派的力量已在急剧衰落，他们的消失并不引人注目。
胡根堡退出政治舞台
德国民族人民党的情况有所不同，它依旧作为国社党的盟友留在内阁里。4月底，劳工部部长泽尔特，宣布加入国社党，同时建议让希特勒担任钢盔团的领导人（这个前线士兵联盟已经被一体化，大多数成员转为冲锋队员）。5月初，德国民族人民党（DNVP）更名为“德意志国家阵线”，以此表明他们像国社党一样，坚定地抛弃了政党制国家。
可是他们一方面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钢盔团成员加入国社党，另一方面他们的机构也日益频繁地遭到冲锋队和党卫队的袭击。1933年5月17日，胡根堡和“德意志国家阵线”副主席——弗雷德里希·冯·温特费尔德，向兴登堡提出抗议，他们指责“国社党试图在全国各地把全部权力抓在手里”，“将其他民族主义党派推到一边”。
总统回答说，他深信“总理用心良苦，他为了国家的利益，心地纯洁地从事着正义事业”。可惜他的手下人“经常不服约束”，但是“逐渐会好起来的”。总统告诫胡根堡和温特费尔德，“维护我们在1月30日选择的，并用心血凝成的团结，以免业已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”。
曾经如此强势和自信的保守党派，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，党主席胡根堡本人对此也负有一部分责任。6月中旬，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，胡根堡在事先没有和其他德国代表商议的情况下，提出了一份备忘录，其内容包括“归还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，和为‘没有生存空间’的民族，争取在东方的新移民区”。
第二点虽然符合希特勒的计划，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被讨论过，更遑论在国际性的会议上了。国社党领导人借机指责胡根堡是不可救药的，旧德意志帝国强权政治的代表人物，以此塑造自身相对温和的形象。胡根堡在内阁的地位再也保不住了，保守派的同事们也不肯出手相助。
6月27日，希特勒通知部长们，胡根堡向他提交了辞呈。希特勒声称他个人对此表示遗憾，同时费力地掩饰着对手下给他带来的内心窃喜。现在他认为“德国民族人民党最好解散”。同一天该党宣布自行解散，根据与国社党签订的“友好协议”，党员们将不会受到“任何侮辱和歧视”。
这个自命将成为“经济独裁者”，并且通过与巴本副总理的合作“驯服”希特勒的人，如今无声无息地退出了政治舞台。“现在他得到了无耻背叛德意志民族的报应，接下去巴本也将得到报应”，哈利·凯斯勒伯爵预言。胡根堡毫无骨气，他在1933年9月，写给“可敬的希特勒先生”的信中表示，他“终生不渝的愿望”是，“我们在1月30日共同开创的事业，能实现令人满意的目标”。
后来希特勒表示，这位从内阁辞职了，但仍心怀同志情谊的内阁大臣，令他“甚为感动”，于是胡根堡又不失时机地，在希特勒“夺权”一周年之际，向其庄严保证，他“依旧坚持着当年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思想和目标”。兴登堡任命安联保险公司总经理和国社党员——库尔特·施密特（Kurt Schmitt），为新的经济部部长，任命理查德·瓦尔特·达雷为新的农业和营养部长。
同时希特勒争取到让“元首的副手”——鲁道夫·赫斯参加所有内阁会议的机会。现在国社党在内阁中占据了多数。“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革命已经进入正轨”，戈培尔写道，他本人也从胡根堡辞职中得了利，因为他搬进了胡根堡的公务住宅。
希特勒“成功地执行了闪电战术”
天主教政党也在同样屈辱的情况下走向末路。5月和6月间，由于大规模的退党和政府的弹压，中央党逐渐失去了继续保存政党的意愿。当梵蒂冈和德国政府签订了禁止神职人员从事政治活动的协定之后，该党完全失去了立足的根本。这等同于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投降。
中央党希望本党解散后获得与DNVP类似的待遇，可是遭到了国社党的拒绝。中央党于7月5日宣布解散。一天之前，它的姐妹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（BVP），在得到释放被捕党员的承诺之后，也宣布自行解散。
7月14日，中央政府颁布《禁止新建政党法》，国社党被宣布为“德国唯一的政党”，维持其他政党或者建立新的政党，都将受到刑事处罚。一党专制国家就此确立。“国社党的统治已是个事实”，驻柏林的瑞士商务代办说，“我们必须做好长期的准备”。
希特勒只用了5个月就稳固了自己的政权。“除国社党以外的所有德国政党都被破坏、驱散、解散、合并和吸收了”，7月初弗兰索瓦·庞塞特总结说。考虑到2月1日的政治形势和希特勒刚掌权时的社会条件，人们必须承认，希特勒“成功地执行了闪电战术”。
事实上，政治局势变化得如此之快，许多人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。这是“一个动荡的年代，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”，6月底特奥多尔·霍伊斯写道。塞巴斯蒂安·哈夫纳描述，“非纳粹的德国人”，在1933年夏季“处于最为艰难的处境”——“彻底的走投无路的被压制感，和突然袭击带来的震撼余波”。
“纳粹将我们握在手中随意摆布。所有的壁垒都已倒塌，任何的群体反抗已不再有可能。”维克多·克伦佩雷尔也有同样的感觉，7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现在国内的可怕暴政，所有政党都被破坏了，（他们）每天都在强调：我们国社党拥有唯一的权力，这是我们的革命，希特勒是绝对的统治者。”
1933年2月到7月间在德国发生的事件，能够被称为革命吗？不仅国社党的领导层——尤其希特勒和戈培尔——在理直气壮地使用这个词，连他们的保守派盟友也不例外。例如3月底副总理巴本在给纽约德美商会的信中写道，“民族主义革命”的目标是“为了拯救德国免受严重的共产主义威胁和清除管理机构的劣等分子”，“现在它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”。
兴登堡的一位近亲卡尔·冯·法贝克（Karl von Fabeck）中将在4月强调指出：“我们正处于一场民族革命中，但它已经全线告捷了。”即使对国社党夺权持批评意见和心存疑虑的人，也认为这种势不可当的政治变化动态是革命性的。
“现在革命刚刚正式开始！”2月28日晚，国会着火的第二天，埃里希·埃贝迈尔说。对于像哈利·凯斯勒伯爵这样，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来说，它则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，“反革命（运动）迅速地向前发展”，他在3月初说。
与当时的主流看法相反，历史学家们一直不敢明确地用“革命”一词，描述国家社会主义的“夺权”过程，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因为这个词不仅代表政治上的变革，也代表着根本性的社会变革，它会引起精英阶层的更替。而与之相反，1933年夺权的特点是军队、大工业家、大地主和官僚中的传统社会精英，与国家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及其“元首”的结盟。
《参考文献》
恩斯特·弗兰克尔，《双重国家》，1941年，136-142；
劳施宁，《虚无主义的革命》，1938年，175-181；
约阿希姆·费斯特，《希特勒传》配资概念股票，1970年，143-149；